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邢占军2005年5月出版了凝聚了他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专著《测量幸福——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》，第一次印刷印数3000本，但仅过四个月，该书就被重印。随着国家统计局宣布即将推出幸福指数，邢占军也成为了热点新闻人物。
幸福政治观
从个人兴趣到学术研究，直至最近的政府主导，邢占军的个人经历，几乎就是幸福指数在中国的演变。甚至，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在改革期间，政府执政理念的一种变迁。
1993年，邢占军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心理学硕士。在从事一项关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时，他第一次接触到“生活满意感”——现在，这已经成为幸福指数公认的首要测量内容。
但此时，对旁人的快乐或者幸福，他还只是持有兴趣。10年之后，邢占军博士毕业。他的学术论文是“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”。他试图编制一套测量幸福的工具。但这还仅限于学术领域，政府并未介入。在当时，国内的相关研究很少，而且大多只是将国外一些类似研究进行一些简单重复。所用的测量工具都来自国外，甚至大多都没有经过必要的修订。邢占军认为，在这个领域，他可以有所作为。
2004年，邢占军去了美国。在费城举办的第六次全球生活质量大会上，他见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爱德华·迪纳。在此之前，他已经和国际上相关领域的专家有过接触。但那一次见面之后，邢占军意识到幸福指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。爱德华·迪纳正致力于建立一个“国民幸福指数”。他和一些专家认为，这个指数可以和GDP一样，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。事实上，民众的幸福和政治拉扯上关系，当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。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一篇报道称之为“幸福政治观”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，南亚小国不丹已开始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。它是世界上唯一用GNH(国民幸福总值)代替GNP(国民生产总值)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。2002年，英国首相布莱尔就邀请了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亚德给战略智囊作“幸福政治”讲座，并尝试建立一种与GDP数据类似的统计体系。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·卡内曼和经济学教授艾伦·克鲁格也致力提出建立“国民幸福指数”。他们希望多年之后，这个指数可以同GDP一样重要。他们认为，如果GDP和民众幸福感之间没有关联，为什么政府还要致力于提高GDP？这也是经济学家参与此讨论的理由之一。而在此之前，幸福指数研究大多只停留于心理学领域。
这一切都让邢占军认识到，幸福指数在中国还有更深的现实意义。在GDP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，中国民众是否感到越来越幸福？政府在当年的决策，是否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？至少，邢占军认为政府应该重视幸福指数所反映出来的问题。尤其是中国已经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“和谐社会”的今天，地方政府应该从对GDP的盲目崇拜中醒悟过来，寻找新的发展路径。事实上，在国家统计局宣布即将推出幸福指数之后，各省市的政府已经纷纷响应。 北京、深圳、山东、浙江杭州等地都将推出幸福指数的测量、统计标准。地方政府正在展开新一轮的幸福指数大战。评论家们说，这有可能使幸福指数成为下一个“GDP崇拜”。
不过，幸福指数引起广泛关注，仍然使邢占军感到高兴。他的学术研究每进展一步，他对幸福的理解就越多。“那些看起来非常抽象的感觉，现在都还原成实实在在的东西。”就好比从天上，拉回到了人间。
个人幸福量表
《个人幸福量表》是用来测量深圳居民个人幸福感的一套问卷。根据构成幸福感的三种感觉，即生活和事业的满足感、心态和情绪的愉悦感和人际与社会的和谐感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测量深圳居民的幸福感。
A类指标： 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，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（如就业、收入、社会保障、事业发展和社会阶层）和生活质量满意度（如居住状况、医疗状况、教育状况、人身财产安全、交通出行、业余生活和家庭生活）。
B类指标：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，包括精神紧张程度、心态以及幸福感的时空参照比较（如与过去的对比、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地区间的差异）。
C类指标： 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，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、对“深圳人”的身份认同，以及个人幸福与深圳发展之间的关系。
A、B、C三类指标的总体满意度，相当于居民的综合幸福指数。
幸福指数的价值
从2002年开始，邢占军每年都会测量一个幸福指数。五年以后，通过对比，他的研究结论是，当年发生的大事或者政府决策，对民众幸福感影响颇大。
比如，2003年的“非典”曾经让幸福指数下跌；2004年的“神五”发射成功则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。2005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民众幸福指数达到了最高点，但2005年下半年，幸福指数却出现了滑落。这一年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出了医改报告。邢占军分析，民生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幸福指数与它们不无关系。2006年上半年，幸福指数又呈上升趋势，则与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。邢占军据此认为，幸福指数可以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依据——政府可以根据指数的变化来调整政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