　　这一个星期里，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，他们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，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，读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，讨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军事行动，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。他们都被要求更加积极的生活，比如一起布置餐桌，收拾碗筷。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，或者扶着走路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在时——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，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——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。

　　实验结果是，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改善。他们刚出现在朗格的办公室时，大都是家人陪着来的，老态龙钟，步履蹒跚。一个星期后，他们的视力、听力、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，血压降低了，平均体重增加了3磅，步态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。

　　不过，相比之下，实验组，即“生活在1959年”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，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，手脚更加敏捷，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，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。局外人被请来看他们实验前后的照片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么多年来，关于这个实验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毕竟，这是一个田野实验，因为缺乏实验室的控制，一个结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

　　事实上，直到今天，朗格教授仍然难以解释，那一个星期里，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交互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轻了20岁，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。为了维持时间感，那些“活在1959年”的老人必须付出更多的“专注力”，即更有意识的“活在当下”，因此他们的改善更明显。虽然不至于“返老还童”，但这个实验至少证明了，我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衰老并非是不可逆转的。

　　“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。”她接着说，“老年人的虚弱、无助、多病，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，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。”关于衰老的很多思维定式是经不起推敲的。比如人老了，记忆一定会衰退吗？

　　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，一半以上的老年人，其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。他们在短期记忆力、抽象推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应差于年轻人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们真实的潜能？

　　根据朗格教授的分析，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固执而轻率地认定衰老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。某天早上我们醒来，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，这种思维定式往往极具杀伤力。当我们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时，最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——我们老了，而很少再去寻找其他的可能性，比如也许是我们失去了记忆的动机和意图？

　　事实上，很多心理实验都证实，一个人衰老的速度与环境暗示很有关系。与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结婚，往往长寿；相反，与一个比自己年老的人结婚，往往短寿。社会经常规定了，什么样的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否则就是为老不尊。因此一个经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显老，因为制服没有老少之分，没有年龄暗示。

　　“如果我们不是将‘变老’看成是一种时间的遗失，一条单向的下坡路，而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一种自然的变化，我们会发现年老的许多好处。”

　　在20多年前的一个养老院的实验中，她发现，当一个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时，比如他能决定在哪里招待客人，玩什么娱乐节目，自己照顾房间里的植物，他会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，更爱社交，记性更好，而且活得更久。

　　有人问朗格教授，是否想过让自己回到30年前？

　　她笑着说：“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专注力的人，年龄从来不是问题。无论你20岁，30岁，或者60岁，你都是在体验当下，你在自己的时间里加入生命的体验。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。”

　　可能心理学

　　朗格教授用一词之差来解释她的研究与传统心理学之间的差异：传统心理学研究的是“什么”，而她研究的是“可能是什么”。

　　她将自己的研究称为“可能性心理学”，不是描述普遍的真相，而是寻找个别的可能性。

　　朗格教授热爱网球。年轻的时候，她摔断了脚踝，医生说她从此会瘸腿，再也不能打网球了。但现在她双腿健康，仍然在打网球。30多年“可能性心理学”的实践，使这位心理学家将身体和心灵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度过了一段非凡的岁月。

　　她觉得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她不敢尝试的。当别人告诉她“不”的时候，她一定会反问一句“为什么不？

　　什么是专注力？

　　“可能性心理学”的第一个假设是，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或者能变成什么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　　但人是习惯的动物。我们如此容易被僵硬的世界观、惯例、偏见或者刻板印象所麻痹，我们的很多行为往往是先入为主、不假思索，或者想当然的结果，而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或者认知过程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知道，其实，我们并不知道。

　　朗格教授做过一个“复印机”实验：几个人在排队复印东西，实验者问前面的人能不能让他先复印。只要这个实验者给出了理由，人们通常都允许他插队。有趣的是，这个理由本身是否合理却并不重要。无论你说“对不起，我赶时间”，或者“对不起，我想复印文件”，人们的反应是一样的。

　　“并不是他们没听见你说什么。”朗格教授说，“而是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你说了什么。”

　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都是像复印机实验里的那种“自动”状态下做出的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时不时地停下脚步，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，在某个情境下是怎么反应的，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？还有没有别的选择？这就是所谓的“专注力”。在她的学术生涯中，这是一个核心概念。

　　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“专注力”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实践——留意新事物，积极寻找差异。无论是关于你自己的，还是关于周边环境的，无论这个新事物看上去很傻，或是很聪明，只要它是新的，是不一样的，就会将你置于“当下”的状态，让你对人和环境重新敏感起来，向新的可能性敞开，形成新的视角。而那些我们多年来称之为“智慧”的东西也会变得可疑起来。

　　为了适于生存，我们的脑海里保存了无数的规则与分类，以快速有效地指导当下的行为。这也是文化对人的教化功能——通过传达“绝对”的概念，我们的文化得以代代相传。这无疑带来了稳定，但也让我们付出代价。因为很多时候，情境已经变化了，我们还一如既往地坚持着那些规则和分类，不假思索地运用它们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而言，“专注力”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，它并不意味着否定，而是存疑和追问，从传统、权威、成见、惯例、约定俗成中，收复自己的头脑，对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一句，“真的吗？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万一呢？”

　　朗格教授认为传统医学的问题也在于此。医学是一种不完美的科学，它能提供的只是概率，一种抽象的数学概念，但到了病人那里，却经常被作为唯一的正确答案接受下来。事实上，任何一种疾病，一旦落到个人身上，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，没有一个人是概率，没有一个人是“大多数”。

　　“我并不反对传统医学。”她解答道，“我只是反对对医学测试和医生的无条件信任与依赖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无意识状态——我们太容易接受一种疾病的标签了，比如癌症、抑郁症等。”

　　“现代人应该对‘不确定性’有更健康的尊重。”她说，“‘不确定性’才是现实世界的本质状态。现实从来不是静止的，从不同的角度观察，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。”

　　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缚在文化、范畴、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，就会发现，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，包括健康和快乐，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